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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。
妈妈和爸爸坐了十个小时的高铁,到了那座南方城市。
他们不知道我的宿舍号,不知道我的学院,甚至不知道我的专业。
他们只知道一个学校的名字。
妈妈站在那所大学巨大的校门前,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,像一只闯入了陌生森林的鸟,茫然而焦虑。
"去找学校的招生办,查他的信息。"爸爸说。
他们找到了招生办,说明了来意。
工作人员看了他们一眼,表情有些微妙:"你们是学生家长?但是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学生的个人信息,需要学生本人同意。"
"他是我儿子!"妈妈急了,"他电话打不通,我们联系不上他!"
工作人员为难地看了看他们:"那这样吧,我帮你们转接他所在学院的辅导员,让辅导员跟他确认一下。"
等了四十分钟。
辅导员回了电话。
"家长您好,我已经联系上苏季寒同学了。他说他目前一切正常,不需要家长来学校。他的原话是,让你们回去。"
妈妈握着手机的手在抖:"他就说了这些?"
"是的。他说他很好,让你们不用担心。"
不用担心。
让你们回去。
这两句话像两扇门,轻轻地、礼貌地、不带任何情绪地,关在了他们面前。
妈妈不肯走。
她在学校门口站了一整个下午,看着每一个走出来的女生,试图从人群里找到我的脸。
但这个学校太大了。几万人的校园,她连我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。
不是夸张。
她手机相册里,翻了几百张照片,全是弟弟的。
我的照片,最近的一张,是三年前的全家福。而且那张照片里,我站在最边上,被裁掉了半个肩膀。
傍晚的时候,爸爸拉着妈妈离开了校门口。
"他不想见我们。"爸爸的声音很低,"强行找到他也没用,只会让他更反感。"
妈妈站在路灯下面,路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"老苏,我是不是很失败?"
爸爸没回答。
"我连他的高考都不知道,连他去哪个城市都不知道。他在我肚子里待了十个月,我居然连他在不在家都要看监控才能发现。"
她蹲了下来,蹲在马路牙子上,双手捂着脸。
不是哭。
是一种比哭更深的东西。是一个人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无法修复的错误时,那种从胸腔里涌上来的窒息感。
爸爸站在旁边,点了一根烟。
烟雾散在南方潮湿的空气里,很快就看不见了。
"回去吧。"他说,"给他时间。"
"多久?"
"不知道。"
他们第二天坐高铁回去了。
十个小时的车程,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。
妈妈靠着车窗,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。
这条路,季寒一个人走过。
二十四小时的绿皮火车,硬座。
没有人送,没有人接,没有人知道他几点到。
而她这个当妈的,那天正在三亚的沙滩上涂防晒霜。